5月11日，中国央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央行表示，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加快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强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协调配合。其中专栏“1”提出，一是强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协调配合。把握好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兼具宏观属性和逆周期调节功能，各有侧重、紧密联动、相互补充的关系定位，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二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三是夯实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四是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持续做好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特征体现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扩大取得积极成效，未来国际收支有条件保持基本平衡。其中专栏“4”提出，一是我国外贸稳出口、扩进口将协同推进。二是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多元化布局，推动合作领域、模式、业态创新，开展多元化资产配置，对外投资将平稳、有序发展。三是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区域经贸合作，将持续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和配置人民币资产。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行业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能。一是技术迭代持续加速。随着多模态、强逻辑推理等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大模型性能有望进一步提升。二是产业融合向纵深发展。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智能制造、金融、医疗、交通等关键领域，推动传统产业全流程智能化重构。三是国际市场空间持续拓展。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落地应用项目，产品与服务出海步伐进一步加快，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专栏1 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宏观审慎管理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聚焦具有宏观、系统性影响的重点领域风险，通过逆周期调节和防传染措施，阻断或弱化金融体系顺周期自我强化和风险跨机构、跨市场传染，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就“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为新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更好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做好宏观审慎管理明确了方向。

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在2009年危机后探索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一是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机制。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明确我国开展宏观审慎管理的总体思路。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研判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统筹协调。二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从宏观整体视角强化风险形势研判。三是不断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房地产金融、跨境资本流动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实践。根据风险防范需要，创设支持资本市场的相关工具，拓展中央银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宏观审慎管理功能；加强债券市场监测与预期引导，遏制利率风险积累扩散。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已初步形成，发挥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

需要准确把握覆盖全面的内涵。当前，我国经济金融的关联性、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和联动性日益增强，需要准确把握“覆盖全面”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体系韧性，提升应对冲击的能力。一是更好覆盖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关联性。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和微观单体金融机构健康经营的基础。需要密切监测评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在宏观层面把握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从源头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更好覆盖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重点领域。我国金融体系正逐步从传统银行业机构为主向多层次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演化。金融市场交叉影响，金融业务、金融工具相互嵌套，需要根据金融市场、金融活动的发展变化，不断拓宽宏观审慎管理覆盖范围，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三是更好覆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规模大、关联性强，一旦出险，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需要全面评估认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在常规监管基础上，实施与其系统重要性程度相匹配的附加监管措施，督促其安全稳健经营。四是更好覆盖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的外溢影响。当前外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不确定性上升，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对我溢出影响增大。需要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动态深入评估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运行、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及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筑牢防范外部冲击的“防波堤”、“防浪堤”。

下阶段还要加快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一是强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协调配合。把握好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兼具宏观属性和逆周期调节功能，各有侧重、紧密联动、相互补充的关系定位，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做实做强宏观审慎政策支柱，靠前防范化解可能产生系统性影响的风险，为货币政策实施拓展空间，形成“双支柱”宏观调控合力。二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机制。结合金融领域重点法律制定修订，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工作机制，筹划和落地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重大事项，持续优化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提高风险识别的科学性和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三是夯实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持续健全监测框架、丰富评估手段，加强监测结果运用，强化风险提示。既要前瞻性整体把握金融风险演变趋势，也要引导金融机构主动校正行为，阻断或弱化风险累积和传染。四是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持续做好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基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阶段和特点、系统性风险来源变化，逐步拓展宏观审慎管理范围，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丰富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提升科学性、有效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监管，稳步拓宽附加监管范围。做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维护跨境资本有序流动。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大型平台等领域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专栏2贷款利率定价基准的国际经验

贷款主要有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典型的定价方式。浮动利率贷款的利率一般在合同期内随行就市，根据一个公允的利率指标定期进行重新定价，并在合同中明确这个定价基准。对固定利率贷款，银行也需要一个参考基准来确定合同利率的具体数值，但该参考基准一般不在贷款合同中体现。

一、对于浮动利率贷款，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由单一定价基准向多元定价基准的逐步演进

现代浮动利率贷款是随着金融市场发展产生的。市场上出现被借贷双方共同接受的利率参考指标后，借贷双方才能够通过浮动利率贷款分担利率变化的风险。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诞生了最优惠贷款利率（PR），起初是作为固定利率贷款定价参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才开始出现参考PR定期重新定价的现代浮动利率贷款模式。PR是银行对最优质客户的短期贷款利率，起初由银行报价，后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转为联邦基金利率，自1994年起PR与美国政策利率直接挂钩，固定为联邦基金目标区间上限利率加300个基点。20世纪80年代起，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市场化程度更高，逐步成为美国浮动利率贷款主要的定价基准，但PR也仍在使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LIBOR存在可能被操纵的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积极推进基准利率改革。2017年，美国替代基准利率委员会（ARRC）选定基于隔夜国债回购交易形成的有担保隔夜融资利率SOFR（SecuredOvernightFinancingRate）作为基准利率。主要原因是其由市场交易形成，并跟随央行政策利率紧密联动。目前，美国大企业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主要是SOFR。部分小企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零售领域的浮动利率贷款仍主要沿用PR作为定价基准。

英国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的历史演变也与基准利率改革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LIBOR逐步成为英国浮动利率贷款主要定价基准。国际基准利率改革以来，英国以基于隔夜无担保拆借交易形成的英镑隔夜平均指数SONIA（SterlingOvernightIndexAverage）取代LIBOR，与英格兰银行政策利率（BankRate）一同作为英国浮动利率贷款的主要定价基准。目前，英国大企业贷款、银团贷款等规模较大、期限较长的贷款主要以SONIA作为定价基准，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的浮动利率贷款主要以英格兰银行政策利率作为定价基准。

其他发达经济体定价基准体系及演变历程与英美相似，但未完全停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IBORs），多个基准利率并存。全球基准利率改革后，德国推出银行间隔夜无担保批发借款利率（€STR），与EURIBOR等共同作为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目前德国部分中长期浮动利率贷款定价以欧元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为基准，部分企业流动资金周转贷款（SwingLineLoan）定价以€STR为基准。日本1995年引入东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TIBOR），发展成为贷款浮动利率主要定价基准。全球基准利率改革后，东京隔夜平均利率（TONA）逐步替代TIBOR。目前，日本浮动利率贷款定价的基准利率主要有TONA、TIBOR、PR等。

主要新兴经济体也采用多种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以印度为例，1994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印度先后推出多个基于银行报价的贷款基准利率，不断完善报价规则，并考虑银行经营成本、利润、资金成本边际变化等因素报价。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目前印度主要以央行回购利率、3个月或6个月国债收益率作为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

二、对于固定利率贷款，也参考多元化的基准利率来确定合同利率的数值

国际上固定利率贷款应用较多的是个人住房贷款领域，一般采用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参考基准。例如，美国、德国、日本固定利率房贷定价通常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参考。也有一些固定利率贷款采用其他参考基准，例如，美国固定利率个人信用授信额度（PLOC）通常参考PR定价，固定利率企业贷款常见于商业地产贷款，也可参考SOFR互换利率定价。

实践中，贷款定价方式较为灵活，还有一些贷款利率定价介于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之间。例如，英国有一种住房贷款，在前两年或五年内采取固定利率，在剩余期限内则跟随英格兰银行政策利率（BankRate）浮动。总的看，国际上主要经济体贷款利率定价基准普遍由最初的单一基准，逐步演变成多元化的基准利率体系，以反映资金成本、信用风险变化，适配不同类型的借款主体、贷款品种及融资场景。

专栏3中央银行与债券市场

在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下，银行债券投资与信贷投放一样，是向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货币创造的重要途径。在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发展和货币政策调控转型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债券投融资行为与货币政策传导、金融风险防范高度关联，加强债券市场建设，提升债券市场功能，有利于更好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从货币创造来看，根据现代货币银行理论，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进行资产扩张，同时在负债端派生存款，实现信用和货币创造。近年来，随着我国融资结构变化、银行经营现代化转型，银行在债券市场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融资，并提高自身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能力，债券资产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超过100万亿元，占其总资产的25%，较2015年上升7个百分点；债券与贷款比例为35%，较2015年上升6个百分点。银行债券投融资行为已经成为影响货币供应和信用创造的重要渠道。

从利率形成和传导来看，1998年我国货币政策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开债券市场利率，支持构建完善债券收益率曲线，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引导债券投资交易行为及市场预期，促进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持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定价效率、机构债券投资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银行作为最主要的债券投资交易者、做市商和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在债券价格发现、形成和市场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利率传导的第一道关口。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债券市场规则和做市商、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管理，规范、引导银行债券投资交易行为，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基础。

从金融稳定来看，近年来，非银机构快速发展，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提升，对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行为及流动性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非银机构长期从银行体系获取流动性，其债券投资交易行为、流动性风险与银行资产负债高度相关。非银机构过度加杠杆、期限错配等行为也是引发风险的重要因素，持续加强投资者风险管理，完善债券市场建设和宏观审慎管理，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分重要。

从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国际化来看，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推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开放，优化“债券通”、“互换通”等市场机制设计，简化境外投资者入市流程，丰富境外投资者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工具，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推动我国债券市场与全球市场有序连接。截至3月末，已有80余个国家或地区的1194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境外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力量，有力促进跨境贸易投资流出资金的回流和再循环，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市场功能，为货币政策框架完善、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力支撑。

专栏4 我国国际收支的变动特征与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和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同步增加，反映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以更加开放姿态融入全球。我国积累的经常账户顺差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配置到全球不同区域和产业，境内主体国际化经营和多元化资产配置增加，同时也支持了贸易和投资伙伴产业发展与金融稳定，实现互利共赢。

经常账户收支稳步增长，顺差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经常账户反映一国产业竞争力和经济中长期结构性特征，近五年（2021-2025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年均7.8万亿美元，较此前五年（2016-2020年）增长42%；经常账户年均顺差4312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为2.3%。一是货物贸易韧性增强。近五年国际收支口径年均货物进出口总额较此前五年增长47%。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不断适配海外需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值位居世界前列，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紧跟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供给，为稳定全球供应链提供支撑。二是服务贸易稳中向好。2025年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44%，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服务贸易逆差2300多亿美元，我国是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国，服务进口需求涵盖旅行（包括旅游和留学）、知识产权、金融、商业服务等多个领域，进口地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为相关国家服务企业提供稳定的市场需求。

经常账户形成的资金流入，转化为金融账户下的对外投资运用，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近五年，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年均逆差3742亿美元，与经常账户顺差基本相当。一方面，对外投资较快增长。近五年，境内主体各类对外投资年均达5037亿美元，较此前五年增长11%。2025年末我国对外资产存量达到11.8万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33%。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6万亿美元，遍布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分布于诸多行业和领域，促进了当地就业增长和产业发展；对外证券投资和对外其他投资分别为2.0万亿美元和2.4万亿美元，广泛分布于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为相关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提供资金和流动性支持。总体看，我国对外投资实现互利互赢，共享发展收益。另一方面，外资来华投资保持稳定。2025年末我国对外负债存量为7.7万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17%。从结构看，来华直接投资存量4.0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总负债比重为52%，我国一直是全球跨国公司开展对外投资布局的重要目的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较高。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收益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位于前列，我国经济增长稳健、内需市场广阔为外资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收益。来华证券投资存量2.4万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20%，占对外负债比重提升至30%。我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拓宽外资投资渠道，优化外资服务，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增强。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变动特征体现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扩大取得积极成效，未来国际收支有条件保持基本平衡。一是我国外贸稳出口、扩进口将协同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强、贸易结构优化，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有助于出口保持韧性。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未来将继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口更多国际优质商品，推动扩进口和稳出口更好结合，促进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二是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多元化布局，推动合作领域、模式、业态创新，开展多元化资产配置，对外投资将平稳、有序发展。三是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区域经贸合作，将持续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和配置人民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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