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六举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上,投资大师巴菲特提出了他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金融预警——此次他关注的焦点并非股市或房地产市场,而是美元的未来走势。
巴菲特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削弱美元的价值,他强调“我们不会投资于那些我们认为会大幅贬值的货币,并指出美国当前的财政赤字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对此,有评论家表示,“巴菲特对美元的质疑就如同教皇对圣坛的质疑一样。只有在那些被视为神圣的事物不再安全时,人们才会这样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他的言论被称为“奥马哈的神谕”。那么,这一次他对美元的预言是否会成真呢?
在股东大会上,当被问及美元贬值的风险时,巴菲特表示:
“我们不会想要持有任何一种我们认为会大幅贬值的货币。”
“当政府行为不负责任时,货币的价值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
“在美国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让我们想要持有大量的其他货币。比如我们在某个欧洲国家投资……我们可能会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大量的融资。”
巴菲特在会上提到,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令人震惊,越来越多的政策似乎是在削弱美元的价值,而不是保护它。尽管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巴菲特明确表示,他正在将投资目光转向其他货币,尤其是日元。他提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增加了对日元的投资,作为一种战略行动。
这一罕见的警告显示了巴菲特对美元前景的担忧,尤其是在美国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方面,巴菲特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表示强烈反对,他称之为“一个大错误”和“战争行为”。
随着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巴菲特正在采取更加保守的投资策略。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连续10个季度减持股票,仅在2024年就卖出了1340亿美元的股票,包括减持了苹果和美国银行等重要持股。这表明巴菲特正在为可能的宏观经济动荡做准备。目前,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已达347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对此,有网友在X上发帖称,这并非巴菲特第一次表达对美元的担忧:
“巴菲特关于外汇的评论很有意思,这并非他第一次表达对美元的担忧。2002/2003年,伯克希尔购买了数十亿美元的欧元和日元对冲头寸。尽管他对长期经常账户赤字的担忧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元在20多年的时间里飙升),但最终这笔交易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美元指数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下跌了30%。他在2003年的信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
当被问及伯克希尔可能采取的对冲措施时,巴菲特表示,他不会专门基于季度或年度收益来采取行动,以管理货币风险。因为在货币价值体系中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非常困难,管理货币风险并不容易。
巴菲特还表示,他担心各国政府倾向于做出会导致本币贬值的决策:
“在美国,财政政策才是我真正害怕的事情,因为它的制定方式和激励机制,都会驱使人们去做许多可能导致货币出现问题的事情。而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美国,全世界都是如此。”
“货币的价值问题令人担忧,而现有的机制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所有的动因都在推动一些可能会、也确实会在货币问题上引发麻烦的行为。但这并不仅限于美国,全球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在某些地方,这种情况经常会失控。”
巴菲特这番言论也呼应了他在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的表述:
“如果财政上的愚行占了上风,纸币的价值可能会瞬间蒸发。在某些国家,这种鲁莽的做法已经成为常态,而在我们国家并不长的历史中,美国也曾接近这样的边缘。固定利率债券在货币大幅贬值面前,毫无保护作用。”
巴菲特在谈到已故副董事长查理·芒格时说:“查理一直认为,如果他必须在股票之外选择一个投资领域,他觉得自己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赚很多钱。”不过,巴菲特也透露:“我们曾经尝试过一次。不能说我们不会再做,但可能性不大。除非美国发生某些情况,让我们有意愿持有大量其他国家的货币。”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对美国长远是利是弊时,巴菲特当即吐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表示,政府的官僚系统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很多官僚性的结构会“传染”,低效率可能蔓延到其他领域。
其实很多体系是有更好的管理方式的,就连伯克希尔内部也有需要精简和提高效率的空间。
但政府就是政府。它没有一个真正监管它的“上级”,这让人对未来的治理和财政状况感到不安。尤其是当选上的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担心。
巴菲特认为,政治人物如果有钱但没有信用,那就是非常负面的信号。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这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彻底解决的议题。
而就美国而言,我们的财政赤字已经不是可持续的模式了。两年也好,二十年也罢,我们不能永远依赖这种不可持续的机制。
有些时候你知道某件事不能持久,但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停止它——最后只能摊手放弃。
想当年是保罗·沃尔克让美国避免了最糟的通胀崩溃。而如今美国的通胀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我们也经历过这类政策带来的后果。
巴菲特表示,他自己不愿去承担负责修复财政系统、平衡收支的角色,但那却是一个必须有人去做的工作。只不过现在看来,国会并没有真正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多的创新人才,但我们也确实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如果有地方出问题了,这些问题不会立刻爆发,但它们一定会慢慢发酵。治理中当然也有激励和制衡机制。就像在公司里一样,哪怕是最成功的公司也不可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