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需要加快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宏观政策”之后，金融领域迅速采取行动，5月份密集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以稳定市场和预期。目前，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债券市场的“科技板”等政策措施已经陆续实施。
虽然这些金融政策正在持续产生效果，但鉴于一些领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仍需解决，市场预计在第二季度将推出新的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些新工具可能会创新性地支持外贸稳定和有效投资的扩大。专家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望提供配套支持，例如通过扩大抵押补充贷款（PSL）和中央财政贴息来支持新工具的实施。
与普通商业金融不同，政策性金融在市场作用不足的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承担着“准财政”工具的职能。2022年，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并发放了约7400亿元的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工具，带动各银行为这些工具支持的项目累计授信超过3.5万亿元，金融杠杆和投资拉动效应显著。随着今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隔三年再次部署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市场期待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获得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5月7日起，“一行一局一会”集中发布了一揽子金融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际上起到了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尽管现有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考虑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仍有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必要。
一揽子金融政策措施并不是本轮逆周期调节政策的终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5月7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将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和各项工具的使用效果，可能创设新的政策工具。一些券商研究机构预计，第二季度将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的窗口期。
浙商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廖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4月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公共投资等宏观意义上的快速变量可能会首先形成实物工作量，但私人部门需求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他认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继续由三家政策性开发性银行主导，定向支持外贸、科创和消费等领域。
在支持方向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资金用途上可能会有所创新，例如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支持“出口转内销”等。
面对4月以来美国关税政策的压力，廖博预计政策性金融机构可能会推出类似出口买方信贷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定向支持外贸企业，缓解外部需求波动的冲击。
出口买方信贷是出口国为了支持本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由出口国银行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给予进口商或进口商银行的中长期融资便利。廖博指出，创设类似出口买方信贷的新工具，将扩大进口商的融资渠道，使其获得延期付款便利，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透露，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一些市场机构预计，今年可能会重启并优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该工具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项目，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或为专项债券项目资本金搭桥。
“刺激消费虽然排在政策首位，但拉动有效投资也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表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资领域可能包括消费基础设施、“两新”“两重”等。
从政策执行上看，政策性金融工具既得到央行和财政部的支持，又依托于三家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带动商业性银行信贷决策。随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落地，受访专家认为，央行可能会再次重启并扩大PSL，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支持；中央财政也有望为新的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贴息支持。
为发挥金融对有效投资的支持作用，央行曾通过PSL支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重点领域设立金融工具和提供信贷支持。章俊认为，央行在5月7日宣布调降PSL利率是重要政策信号，意味着PSL有望重启扩张，成为央行为政策性银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的工具。
在廖博看来，中央财政的贴息支持对于政策性金融工具至关重要。2015年我国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中，中央财政按照债券利率的90%给予贴息支持，大大缓解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债成本，降低项目资金成本，增加项目资金需求。他同时指出，今年以来财政政策前置发力，意味着下半年政策空间相对有限，更需要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比如通过PSL为基建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PSL和财政贴息是常见的配套支持举措，但田利辉强调，这不意味着每一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都依赖于这两项政策举措的支持。他认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以和更多政策相互配合、发挥合力，比如配合减税降费举措共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
本文来源于：证券时报网，作者：贺觉渊，原标题：《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前瞻： 稳外贸促投资 PSL或重启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