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我撰寫了一份題爲《我們是否應該放棄經濟法則？》（Shall We Repeal the Laws of Economics?）的備忘錄。其中，我將經濟比喻爲依據自身的內在規律自主運行的有機體。最廣爲人知的莫過於供需規律：一般而言，商品價格下降時人們會願意購買更多，而價格上漲時生產者則願意生產更多。另一條規則與激勵有關：一般來說，人們會將資源（如勞動力）配置到回報最優的活動中。這些規律（以及其他經濟學法則）都很簡單明瞭，不需要高深的學問便能理解。事實上，它們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有時政府想要看到的並不是經濟自主運作所產生的結果。爲此，其制定了凌駕於經濟規律之上的規則和條例。某些政府會推行計劃經濟，在經濟管理方面，傾向用行政命令取代經濟規律的作用。
租金管制我在9月的備忘錄中着重討論了租金管制。當公寓供不應求時，租金上漲是必然趨勢，甚至最終可能導致特定地區的居民無力承擔。但政客往往想要維持社區穩定。他們希望確保選民能以可承受的價格續租，而不會被出價更高者取代。爲了履行這方面的選民服務，他們通過立法限制租金漲幅。如此一來，原本無力承擔居住成本的人得以繼續租住公寓。租客們心滿意足，官員們亦稱心如意——畢竟滿意的選民往往會支持現任官員。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樂見其成。房東們自然滿腹怨言，既然無法按自由市價收取租金，他們便停止投資維護房產，甚至乾脆將房源撤出租賃市場。有意開發新公寓的建築商也望而卻步，擔心投資回報難以保障。同樣不滿的還有那些願意支付市場租金的租客，他們因低價租戶佔滿房源而一房難求。
這種情況至少存在兩大問題。首先，政府取代市場力量來決定贏家與輸家。在租金管制的例子中，現有租戶（及依賴其選票的現任政客）成爲了贏家，而房東、開發商和尋找房源的租客則淪爲輸家。制定租金管制的政客雖聲稱此舉旨在保障現有居民的公平，但其顯然對其他人造成了明顯不公。
此外，這對整個社會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居住在租金管制公寓的租戶享有一項非常寶貴的資產：廉價的住所。但他們無法將這項資產變現，只能通過繼續居住來享受這一福利。因此，他們往往不願意搬家，這不僅限制了其自身的流動性，也影響了其他人的流動性。租金管制還導致房屋翻新和新建活動受阻，因此住房存量在質量和數量上均無法滿足社區的需求。換言之，政府可以限制房東的租金收益，卻無法強制開發商建造新房。這些因素最終會降低整體社會福利，阻礙資源流向最具生產力的領域。
加州火災保險今年早些時候，在南加州山火災難過後，我們不幸目睹了違背經濟規律帶來的極端後果。當大火吞噬太平洋帕利塞德和阿爾塔迪納的社區時，數千人痛失家園，其中也包括十幾名橡樹資本的員工。在生活全面陷入混亂的同時，許多災民還遭受着沉重的財務打擊。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加州保險監管部門的干預導致他們未能投保或保障不足。
加州的大部分政府部門由民主黨牢牢掌控，其政策總體上傾向於高度的激進干預主義，尤其是在經濟事務上的干預。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民主黨在州議會佔據絕對多數席位且無懼共和黨挑戰，民主黨政客無需妥協即可推動立法或保住席位。正如加州普遍存在的租金管制政策一樣，政府試圖通過限制火災保險費率來“幫助”業主。
爲體現時代特徵，我將讓我的新編輯助手（由人工智能驅動的）Perplexity爲您補充背景信息。我簡化了格式並添加了重點標註，但未改動任何一個詞。以下內容幾乎等同於我花一兩個小時編寫的成果：
在2025年毀滅性的山火爆發前，加州的火災保險市場早已因監管限制、保險公司撤離和日益嚴峻的野火風險而陷入危機。
保險公司被禁止使用前瞻性災難模型來設定山火風險的保險費率。相反，法律強制要求保險公司必須根據過去20年的歷史平均損失來設定費率。隨着山火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歷史數據已無法有效預測未來風險，這種方法愈發暴露出問題。監管還禁止保險公司通過提高保費來反映再保險成本上漲，進一步限制了其根據實際風險設定保單價格的能力。
主要保險公司開始退出加州市場，或停止在山火高發地區承保新保單。Chubb於2021年停止爲高價值住宅承保新保單，Allstate於2022年加入了這個隊列，而加州最大的房屋保險公司State Farm則在2023年停止承保新保單。2024年，就在2025年火災發生的幾個月前，State Farm宣佈在全州範圍內終止續保逾7萬份保單，包括太平洋帕利塞德斯和阿爾塔迪納等高風險地區的數千份保單。其他保險公司，包括Tokio Marine America及其子公司，也在2024年退出了該市場。
能夠保留保單的業主常常面臨保費大幅上漲的問題。例如，一些業主的年保費從4,500美元飆升至1.8萬美元。因此，許多房產所有者要麼失去保險保障，要麼無力爲其房產投保，從而導致了保險覆蓋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到2025年火災發生時，受影響的房產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投了火災險。
州政府支持的公平獲取保險要求計劃（Fair Access to Insurance Requirements Plan，簡稱爲“FAIR”計劃）作爲“終極兜底保險”，隨着私人保險公司的退出，该計劃的参保人数激增。然而，FAIR計劃的保障范围有限、費用更高，且需額外購買補充險種才能獲得充分保護。FAIR計劃面临的野火风险敞口急剧增加，引發了市場對其在另一場災難性火災季中償付能力的擔憂。
加州法律規定，在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受災地區，保險公司必須繼續承保當地住宅保單一年，不得拒保或取消續保。這項保護措施適用於發生重大山火後，但並不能阻止保險公司在宣佈此類緊急情況之前撤出或拒絕續保。
費率調整的監管審批流程變得越來越緩慢，平均審批時間從157天（2013年至2019年）增至293天（2020年至2022年）。這種滯後導致了保險公司的挫敗感和市場的不穩定。
正如Perplexity所指出的，保險公司被告知不能根據森林火災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的增加來制定火災保險的定價。同樣，保險公司也無法通過提高價格來轉嫁再保險公司根據山火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的增加而收取的更高保費。
如果一棟價值500萬美元的房子在某一年有1%的概率被燒燬，而保險監管機構規定你每年只能收取25,000美元的火災保險費，你會怎麼做？（注：我不需要Perplexity就知道，保險公司在這份保單上的預期賠付是5萬美元：500萬美元的1%。）答案很簡單：你不會承保這份保單。
這裏的教訓與租金管制如出一轍，但災難性火災使得這一教訓更加觸目驚心。正如租金管制一樣，你可以限制保險公司收取的保費，但你無法強制他們在該價格下承保。這種違背市場規律的強制干預，最終剝奪了無數人獲得保險的機會，釀成了千萬家庭的悲劇。
還有別的例子麼？當然有：關稅不就是這樣？
前面用了兩頁半的篇幅做鋪墊，現在終於要切入正題——關稅政策。自4月2日“解放日”以來，經過兩個月的思考沉澱，我將嘗試進行全面探討（並儘量保持客觀、去政治化）。
首先，何爲關稅？《韋氏詞典》定義爲：“政府對進口商品（某些國家也包括出口商品）徵收的稅率表”。本質就是稅收。出口公司、出口國或進口公司可能會選擇支付部分或全部關稅，但前提是他們願意花錢來維持其在進口國的市場份額。否則，這筆稅負最終會以漲價的方式由終端消費者承擔。
美國爲何提高關稅？特朗普總統主張提高關稅，無疑是源於他長期堅持的觀點：我們在商品貿易上的逆差（即進口大於出口的部分，2024年達到1.2萬億美元）證明外國正在“佔我們的便宜”。正如他所說，“我們每天在貿易上損失50億美元。”我暫且不討論我堅持認爲國際貿易並不是“佔便宜”——因爲出口國獲得資金，進口國獲得所需商品，這本質上就是公平交易。我也暫不提及美國2024年在服務貿易上2,900億美元的贸易顺差，這些服務（金融、通信、信息服務及知識產權等）正是發達國家傾向出口的領域。
徵收關稅的目的是什麼？在4月9日的備忘錄《無人知曉（再續）》（Nobody Knows (Yet Again)）中，我推測了特朗普總統實施關稅的目標如下：
提振美國製造業 鼓勵出口 限制進口 縮小或消除貿易逆差 通過產業本土化提高供應鏈安全性 遏制針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爲 迫使其他國家坐上談判桌 爲美國財政部創收正如我當時所寫，這八個目標本身都值得追求，也理應是關稅政策所能帶來的效果。本質上，提高進口商品成本（這正是關稅的作用）確實能在這些方面有所助力。但經濟學中的關鍵問題是，關稅還可能帶來哪些其他影響。
請允許我稍作偏離，先闡述貿易的基本原理。假設有兩個國家僅一牆之隔。A國工人時薪100美元，汽車售價5萬美元。B國工人時薪50美元，同款汽車售價3.5萬美元。由於沒有跨境貿易，一切相安無事。但一旦拆除了高牆壁壘，敏銳的商人便會將B國汽車銷往A國，價格設在3.6萬美元（加上運輸成本1000美元），它們自然會大賣。這種工資與價格的巨大差異（經濟學家稱爲“失衡”）在勞動力和商品可流動時必然難以持續。這就是貿易的運作機制。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爲了獲得更高的工資，工人將從B國迁移到A國。這將導致A國的工资下降（可用工人增多），而B國的工资上升（可用工人減少），最終B國的汽车不再便宜。關稅就如同以上假設中的那堵牆。其阻碍了外國竞争，使本國制造商的产品即使性价比较低也不愁销路。
假設我們實現了前兩個目標（這恰是“保護主義”可預見的結果，因爲關稅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來衝擊）。如果關稅使進口商品更加昂貴，或通過貿易壁壘完全禁止進口，國內製造商面臨的進口競爭便會減少。這對國內製造商及其工人有利，但還會引發什麼後果呢？首先，價格可能會上漲：已有報道稱國內製造商正借進口商品漲價之機提價。其次，由於不必與進口產品競爭，他們所生產的商品質量可能會下降。第三，由於不必擔心來自外國低薪工人的競爭，國內工人能夠組建強大的工會，要求高工資，從而進一步推高國產商品的成本。最終消費者將支付比自由貿易時期更高的價格，而出口量反而可能下降，因爲國內生產者的全球競爭力可能實際上被削弱了。
美國有權提高關稅嗎？在我小時候，“外國車”這個詞簡直自相矛盾。1949年，首批大衆汽車登陸美國，那時只有兩輛。當年進口的約7500輛汽車中，這批車輛僅佔美國汽車年銷量的0.03%——即萬分之三。但根據白宮2024年3月發佈的數據（來源：usimportdata.com），如今美國年銷1600万輛汽車中，半數來自進口，其中大衆品牌有50萬輛。爲何會出現這樣的轉變？
外國車企的成功源於多重因素：品質、工程技術、市場營銷等，但最關鍵的是消費者發現美國本土產的汽車價格更高，但品質却未见更佳。（我在1965年購置了首輛汽車，是一輛奧茲莫比爾彎刀（Oldsmobile Cutlass），售價3200美元，而同期大众甲壳虫的售價只有此价格的一半。）美國汽車工人的薪資水平遠超德日同行，還享有終身醫療保險等特殊福利——2008年數據顯示，這項福利相當於每輛車增加1900美元的成本。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競爭負擔。在國際貿易興起之前，美國本土汽車銷量可觀，但隨着進口車湧入市場，成本高企、產品老化的“美國汽車製造商三巨頭”便遭遇殘酷的經濟現實。（值得注意的是，據傳大衆汽車成功打入美國市場得益於德國政府的補貼。）
最終導致本土廠商銷量下滑、生產線外遷。這種趨勢能否避免？除非美國工人願意接受與其他國家持平的薪資水平，否則產業轉移至海外幾乎不可避免。雖然美國車企可以通過提升質量或生產效率應對新興的外國競爭，但長期來看終難抵消高昂的成本結構。
4月10日，就在新關稅出臺後不久，英國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做了一期精彩的播客。他指出：
從18世紀末到整個19世紀再到20世紀，每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都會在人均GDP達到約4萬美元[按現值計]時迎來峯值，而隨後製造業就業佔比必然會下滑。隨着人們離開工廠，轉向教育要求更高、體力消耗更少的服務業，這種下行趨勢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基本相同。這一現象具有普遍性，美國並非特例……
換言之，國家的發展軌跡沿着從生存到繁榮的曲線演進，經濟結構隨之從農業主導轉向製造業主導，最終邁向服務業主導。美國經濟的成功恰恰促使大量勞動力離開製造業。如今，製造業崗位僅佔非農就業的8%，較1950年的30%大幅減少。根據弗格森的研究，這種轉變與汽車行業或他國不公平貿易並無太大關係。這可能並不是因爲人們在製造業找不到工作：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美國製造業目前存在約40萬個空缺崗位卻無人問津。
顯然，當一國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處於領先時，就不可能繼續以製造業爲主導，我們也無法重返製造業經濟時代。尼爾·弗格森進一步指出：
無論從社會層面還是經濟層面，我們都不可能回到20世紀50年代，更不用說20世紀10年代了。指望通過政策手段讓美國重新工業化純屬異想天開，因爲在這個國家進行製造業生產的成本，幾乎比全球任何地方都要高昂得多……
政府確有理由要求特定商品必須本土化生產，並對特定產業實施保護。
當涉及國家安全時，這一原則尤爲明顯。我們可能會得出結論：我們的軍隊不應從國外購買國防裝備，因爲我們不希望依賴外國供應商，尤其是那些可能成爲對手的國家。如果你需要進一步的理據支持，在《自由新聞》5月6日刊發的《保護主義理論教父》（The Intellectual Godfathers of Protectionism）一文中，喬·諾塞拉（Joe Nocera）這樣寫道：
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任其製造業過度依賴中國的安全風險。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美國需要中國來建造艦船、獲得稀土礦、出口半導體和其他數千種必要產品……[引用拉納·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的話：]“人們終於意識到，我們80%的供应链已经外包给了我們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此外，關稅也可合理用於保護具有民族象徵意義的行業。例如，瑞士可能會禁止進口孔洞奶酪，就像法國可能會禁止進口氣泡白葡萄酒一樣。
最後，關稅可用於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爲的國家，如補貼本國生產者並限制外國企業進入其市場。關稅鷹派指出，這類行爲已持續多年，導致美國出現鉅額貿易逆差。
在上述情況下，政府有權選擇徵收關稅，即便這會干預自由市場運作。在所謂的“解放日”之前，我們聽到的論點是支持“定向關稅”，即有選擇性地實施關稅以實現特定目標。但這與對所有國家的所有商品徵稅截然不同。政府不可能要求所有產品都在國內生產而不承擔任何後果。事實上，鑑於美國比大多數國家更龐大、更富裕，我們從國外購買的商品超過他國購買我們的商品，這難道不是必然結果嗎？
關稅的本質在於：即使外國商品更便宜或更優質（或兩者兼具），仍要迫使商品本土化生產。政府可通過設置貿易壁壘阻止外國商品進入或提高其價格來實現這一目標。這種做法確實保護了國內產業和工人，但代價是損害國內消費者利益（以及全球福祉）。這本質上是一種權衡取捨，自由市場需要這種權衡，而那些試圖強行決定經濟結果的領導者卻往往選擇視而不見。
還有其他可以被省略的法則嗎？先暫時擱置是否能放棄經濟法則的話題，現在讓我們簡短討論一下政客們對經濟規律的刻意忽視。我將討論兩個案例。
第一個涉及財政紀律。簡言之，美國政府長期入不敷出，在我看來，這堪稱當今美國最嚴重的弊端之一。正如我在《無人知曉（再續）》中所述，這種狀況得以持續，完全仰仗全球市場至今仍以極低利率向美國提供近乎無限的信用額度。數據顯示，過去45年中有41年出現財政赤字，最近五年每年赤字均超過萬億美元。若哪位親友如此行事，你定會稱之爲不負責任。
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20世紀30年代表示，當經濟增速不足以創造充分就業時，政府應實施赤字財政。通過財政支出向經濟注入的資金超過徵稅抽走的資金，從而刺激經濟增長並創造就業。而後，待經濟復甦後，政府應通過財政盈餘（支出少於收入）來償還債務。但如今，美國兩黨政客早已習慣無視赤字的支出，“盈餘償債”的部分已被遺忘。即使在2024財年經濟繁榮期，美國仍創下1.8萬億美元（佔GDP的6.4%）的赤字。
如果我們繼續每年以高於GDP增速的速度舉債並增加國家債務，即使利率不變，利息支出佔預算比例也將持續攀升，進而推高未來赤字與債務規模。利息支出將以GDP的百分比形式不斷複利增長，債務亦然。如今，我們每年的利息支出已經超過了國防開支。如果未來利率上升——無論是由於通貨膨脹還是美國信用惡化——那麼那些原本低利率的債務到期後需要以更高利率重新融資，利息支票將會進一步激增。這種債務增速持續超越GDP增長的局面能維持多久？
沒人能準確預測這個時點，但可以合理假設我們終將面臨信用額度耗盡、低利率時代終結的那一天。正如沃倫·巴菲特在2025年5月3日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年度股東大會上所說：
我們目前的財政赤字水平，在長時間維度上是不可持續的。雖然無法預判這個“長期”是兩年還是二十年，畢竟美國這樣的國家史無前例。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態勢不能永遠持續下去……而且它有一種特性，就是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便無法控制。
巴菲特還指出，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爲我們已經養成了不良的支出習慣，而領導人爲了迎合選民，將稅收保持在低位。解決方案只有兩個方向：削減支出和/或增加收入。沒人願意被加稅，也沒人希望自身受益的政府項目被削減。由於解決問題需要緊縮政策，而緊縮政策本就令人不快，因此美國政府真正認真推動解決方案的人寥寥無幾。特朗普總統曾試圖通過埃隆·馬斯克和他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削減“浪費、欺詐和濫用”開支，但預計節省金額從2萬億美元下調爲1萬億，最後落到了幾千億美元的級別，而這在整體財政中無足輕重。
與此同時，衆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擬延長2017年頒佈的、原定於今年到期的稅收減免措施。與減稅措施按計劃到期相比，延長減稅措施將大幅增加赤字。此外，該法案還包括一些奇怪的減收條款，比如對加班費和小費免稅、提高老年人的標準扣除額等。無黨派機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估算，該法案將在未來10年內增加2.4萬億美元的赤字。衆議院怎麼會在2025年5月通過一項既不加稅、也不減支的法案？一如既往的說辭是：該法案（尤其是減稅）將刺激經濟增長，從而使赤字和債務佔GDP的比例下降。但我認爲這一策略至今爲止並未奏效。
我們根本沒有正視赤字問題，既沒有實質性的開支削減，也沒有有效的稅收增加。“開支不應超過收入”這一理念，已徹底被拋諸腦後。喬治·威爾（George F. Will）在5月28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進步主義的九項信條，其中一項是：“爲滿足當前美國人對政府產品與服務的消費，向未來美國人無限透支。”我認爲這精準點出了華盛頓思維的核心，除極少數真正的財政保守派外，所有政客皆如此。
社會保障基金的籌資問題也是如此。美國的社會保障計劃最初設立時是“現收現付”模式，與養老基金那種通過資本運作產生收益的儲備金制度存在本質區別。其運作邏輯是：你現在繳納的稅用於支付當前退休人員的福利，將來你退休時則由當時在職人員繳稅支付你的福利。過去，在職人員相對退休人口比例較高，稅收收入大於支出，盈餘累積到社會保障信託基金中。
如今的問題是，繳納社會保障金的在職人員數量相對於領取社會保障金的退休人員數量有所下降。此外，退休人員的壽命更長，但在職人員的繳稅年限並未延長。因此，稅收收入相較於福利支出逐年減少，且不足以支付現有福利。這一差額只能由信託基金出資彌補。
計算方式很簡單：信託基金中有x美元，並按國債利率計息。通過預測在職與退休人數的變化、福利支出水平和預期壽命增長，可以很有把握地估算出在不採取任何糾正措施的情況下，信託基金將在哪一年耗盡——那便是2035年。到那時，要麼（一）必須削減福利支出，使其與稅收收入持平（據估計，稅收收入僅足以支付承諾福利的79%），要麼（二）必須從美國政府一般預算中支付差額，從而進一步增加赤字。本段所述並非臆測。
應對方法其實很多，其中包括：
提高社會保障稅率 增加繳納社會保障稅的收入金額（目前上限爲176,100美元） 提高退休年齡 縮減退休福利 降低生活成本調整機制 引入“按收入漸退”的機制，隨着退休人員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取消福利問題是，上述所有措施都會遭到選民的強烈反對。據稱，也正因爲如此，兩黨在這一問題上難得達成共識：“別動社保。”因此，過去十多年，這個問題始終未得到實質處理。如果你所在公司的高管面對如此可預見的風險卻視而不見，你會怎麼看？
作爲“嬰兒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我這一代人數龐大、財富集中、投票意願強烈。因此，在政治上擁有顯著的影響力。2020年總統選舉中，該羣體投出了38%的選票。嬰兒潮一代大多已退休或临近退休，沒有哪個政客敢冒犯這個龐大羣體。因此，政客們無力承受社保改革帶來的政治壓力，只能選擇逃避問題。其結果就是社保信託基金註定將在十年左右後破產。
以我個人爲例：我選擇在70歲（最晚申領年齡）開始領取社保，現在每月領取4,612美元。這簡直荒謬，像我這樣富有的嬰兒潮一代根本不應該領取社保福利。就像財政赤字問題一樣，社保的問題也被留給下一代去承擔。這種嚴重的代際公平問題理應得到重視，卻始終無人問津。
政客們可能認爲現狀可以永遠維持下去，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們指望在自己卸任時還沒出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沒有面對現實。在財政赤字和社保風險這兩件事上，美國政府的表現讓我想起一個故事：有個人從20樓跳下，當他經過10樓時說道：“目前爲止一切都好。”
當經濟規律得以發揮作用時，它會提供激勵，鼓勵創新、提高生產力和效率，從而創造財富、提升整體福利。例如，全球化帶來了“比較優勢”的紅利：每個國家專注於自己最擅長、最具成本優勢的產品，從而使全球消費者都能享受到最高性價比的商品。在此過程中，生產國的勞動者也能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
又如，當保險公司能自主決定經營策略和定價方式時，市場競爭將自然促成覆蓋面廣、價格合理的最優保險解決方案。
當然，優化“整體福利”與確保“人人受益”並不相同。在缺乏比較優勢的國家，工人可能因自由貿易而失業或工資下降，除非通過關稅和貿易壁壘加以保護。保險監管部門若不對保費加以限制，投保人最終支付的保險費用可能會更多。
如果我們追求“全民繁榮”與“公平”——即沒有贏家和輸家——唯一的途徑就是政府強制干預。但正如上文及《我們是否該放棄經濟法則？》中所述，這類努力從未成功。在蘇聯的嘗試失敗了，加州試圖保護業主免受山火的經濟影響也未奏效。
更好的辦法是：政府允許市場自由運作，並解決其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爲失業工人提供收入支持與再培訓的安全網；防止企業和國家採取不正當競爭行爲。以這種方式限制影響可能會需要權衡取捨，而這些成本是社會可以合理決定承擔的。
總而言之，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但過度控制會適得其反。沒有能讓每個人都滿意的解決方案。然而，綜合考慮所有因素，經濟規律將帶來最優的可實現解決方案。
本文作者：霍華德·馬克斯，來源：橡樹資本Oaktree Capital，原文標題：《2025年6月：再論放棄經濟法則》
風險提示及免責條款 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不構成個人投資建議，也未考慮到個別用戶特殊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用戶應考慮本文中的任何意見、觀點或結論是否符合其特定狀況。據此投資，責任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