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施純電動乘用車出口許可證管理以規範貿易和提升質量

根據商務部官網消息，爲促進新能源汽車貿易健康發展，中國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海關總署、市場監管總局聯合決定對純電動乘用車實施出口許可證管理。此次管理針對的是貨物名稱爲僅裝有驅動電動機的具有車輛識別代碼（VIN碼）的其它載人車輛（海關商品編號爲8703801090）。

此前，870380的6位代碼品類產品以低速電動車爲主，由於無法建立相應的監管體系，近期隨着主流規範電動車成爲主體，因此進一步細化拆分，區別化對應。目前主要用於載人的其它機動車中的87388010類產品佔6位碼的873880類約70%是規範的整車企業生產的產品，均價達到2.06萬美元。而87388090類產品均價在2050美元，是主流規範產品價格的10%，成本低，規範體系的難度大。

電動車出口許可證新政的效果

新政旨在規範出口主體，僅汽車製造企業及其授權經營企業可申領出口許可證，切斷非授權主體出口通道，從源頭控制低質產品出海。同時，設定嚴格資質門檻及價格監測預警機制，防止低價傾銷，推動企業從“價格競爭”轉向“技術競爭”。此外，要求企業具備海外服務網絡，提升用戶信任與品牌形象，並構建全鏈條監管，實現全流程可追溯，保障出口產品合規性與可持續性，助力高質量“出海”。

純電動乘用車產品品類出口的複雜性

純電動乘用車產品前期主要是老頭樂等低速電動車，其結構簡單、成本低、需求廣，在出口的起步階段難以嚴格規範化。東南亞、非洲、中東等新興市場是全球低速電動車增長的核心引擎，中國低速電動車具備較強競爭力，出口量較大。

近年來，中國純電動乘用車出口規模高速增長，但出口秩序混亂問題突出。部分非汽車製造企業或未獲授權的經營主體通過“批量採購+簡單改裝”模式出口低質車輛，甚至將國內經營危機車企的庫存產品推向海外；一些企業爲搶佔市場份額，採取低價傾銷策略，忽視產品質量與售後服務，導致中國新能源汽車在國際市場的“低價劣質”標籤固化，嚴重損害“中國製造”的國際聲譽。

海關分類監管體系管理的完善

今年海關已經開始規範化分類管理，因此2026年實施分類規範管理的條件已經成熟。87388010類產品佔6位碼的873880類約70%是規範的整車企業生產的產品，均價達到2.06萬美元。87388090類產品均價在2050美元，是主流規範產品價格的10%，成本低，規範體系的難度大。

許可證管理的堵漏作用

此次實施出口許可證管理的關鍵目標，是通過嚴格的資質門檻堵塞無證出口漏洞。政策明確要求，僅汽車製造企業及其授權經營企業可申領出口許可證，且僅能出口本企業自產品牌的純電動乘用車。這一規定直接限制了非授權主體的出口權限，避免了“中間商賺差價”帶來的質量失控問題。

構建全鏈條監管體系

出口許可證管理並非孤立的“卡脖子”措施，而是融入了汽車出口的全鏈條監管。政策延續了2012年《關於進一步規範汽車和摩托車產品出口秩序的通知》的成熟框架，要求企業具備境外售後維修服務網點，強化了“誰出口、誰負責”的責任機制；海關對出口純電動乘用車的檢驗以現行有效的必須實施檢驗的進出口商品目錄爲準，實現了“許可證發放”與“海關檢驗”的聯動。

合力推進中國電動車出口的蓬勃發展

實施純電動乘用車出口許可證管理，明確僅汽車製造企業及其授權經營企業可申領許可證，從源頭切斷非授權主體的出口通道。同時，設定嚴格的資質門檻——企業需列入工信部《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具備有效國家強制性產品認證（CCC認證），並要求提交海外服務網絡建設方案，確保出口企業具備持續服務能力。通過這一制度，可有效過濾低質出口產品，推動企業從“規模導向”轉向“質量導向”。

建立“准入管控-過程監管-結果導向”的立體化管理框架，依託價格跟蹤體系對出口合同價格進行實時比對，若觸發價格預警機制並要求企業做出合理解釋，遏制低價傾銷行爲。同時，加強生產一致性監督檢查，邀請第三方檢測機構開展批量車可靠性抽檢，建立問題反饋閉環，確保出口車輛質量良好。此外，打通商務部、海關總署、工信部等部門的數據共享平臺，實現從生產准入到出口通關的全流程可追溯，提升監管效率。

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聚焦智能駕駛、固態電池、超充技術等核心領域，推動產品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級，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產品溢價能力，避免陷入“同質化價格戰”。同時，強化品牌建設，通過國際展會、海外營銷網點等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例如蔚來汽車的電池換電技術、比亞迪的刀片電池技術，均成爲其海外市場的獨特賣點，有效規避了價格競爭。

引導企業提升海外合規經營意識，跟蹤目標市場的市場準入、環境保護、數據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政策法規，編髮國別貿易指南，幫助企業瞭解並遵守當地規則。例如，針對歐盟的《新電池法規》，企業需提前佈局電池護照制度，實現電池全生命週期的透明化管理。同時，支持企業與當地企業合作，構建共建共享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例如與東南亞國家的零部件供應商合作，降低供應鏈風險。此外，建立貿易摩擦應對機制，加強與國外業界交流，幫助企業積極應對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維護產業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