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我撰写了一份题为《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经济法则？》（Shall We Repeal the Laws of Economics?）的备忘录。其中，我将经济比喻为依据自身的内在规律自主运行的有机体。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供需规律：一般而言，商品价格下降时人们会愿意购买更多，而价格上涨时生产者则愿意生产更多。另一条规则与激励有关：一般来说，人们会将资源（如劳动力）配置到回报最优的活动中。这些规律（以及其他经济学法则）都很简单明了，不需要高深的学问便能理解。事实上，它们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有时政府想要看到的并不是经济自主运作所产生的结果。为此，其制定了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的规则和条例。某些政府会推行计划经济，在经济管理方面，倾向用行政命令取代经济规律的作用。
租金管制
我在9月的备忘录中着重讨论了租金管制。当公寓供不应求时，租金上涨是必然趋势，甚至最终可能导致特定地区的居民无力承担。但政客往往想要维持社区稳定。他们希望确保选民能以可承受的价格续租，而不会被出价更高者取代。为了履行这方面的选民服务，他们通过立法限制租金涨幅。如此一来，原本无力承担居住成本的人得以继续租住公寓。租客们心满意足，官员们亦称心如意——毕竟满意的选民往往会支持现任官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其成。房东们自然满腹怨言，既然无法按自由市价收取租金，他们便停止投资维护房产，甚至干脆将房源撤出租赁市场。有意开发新公寓的建筑商也望而却步，担心投资回报难以保障。同样不满的还有那些愿意支付市场租金的租客，他们因低价租户占满房源而一房难求。
这种情况至少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政府取代市场力量来决定赢家与输家。在租金管制的例子中，现有租户（及依赖其选票的现任政客）成为了赢家，而房东、开发商和寻找房源的租客则沦为输家。制定租金管制的政客虽声称此举旨在保障现有居民的公平，但其显然对其他人造成了明显不公。
此外，这对整个社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居住在租金管制公寓的租户享有一项非常宝贵的资产：廉价的住所。但他们无法将这项资产变现，只能通过继续居住来享受这一福利。因此，他们往往不愿意搬家，这不仅限制了其自身的流动性，也影响了其他人的流动性。租金管制还导致房屋翻新和新建活动受阻，因此住房存量在质量和数量上均无法满足社区的需求。换言之，政府可以限制房东的租金收益，却无法强制开发商建造新房。这些因素最终会降低整体社会福利，阻碍资源流向最具生产力的领域。
加州火灾保险
今年早些时候，在南加州山火灾难过后，我们不幸目睹了违背经济规律带来的极端后果。当大火吞噬太平洋帕利塞德和阿尔塔迪纳的社区时，数千人痛失家园，其中也包括十几名橡树资本的员工。在生活全面陷入混乱的同时，许多灾民还遭受着沉重的财务打击。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加州保险监管部门的干预导致他们未能投保或保障不足。
加州的大部分政府部门由民主党牢牢掌控，其政策总体上倾向于高度的激进干预主义，尤其是在经济事务上的干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主党在州议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且无惧共和党挑战，民主党政客无需妥协即可推动立法或保住席位。正如加州普遍存在的租金管制政策一样，政府试图通过限制火灾保险费率来“帮助”业主。
为体现时代特征，我将让我的新编辑助手（由人工智能驱动的）Perplexity为您补充背景信息。我简化了格式并添加了重点标注，但未改动任何一个词。以下内容几乎等同于我花一两个小时编写的成果：
在2025年毁灭性的山火爆发前，加州的火灾保险市场早已因监管限制、保险公司撤离和日益严峻的野火风险而陷入危机。
保险公司被禁止使用前瞻性灾难模型来设定山火风险的保险费率。相反，法律强制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根据过去20年的历史平均损失来设定费率。随着山火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历史数据已无法有效预测未来风险，这种方法愈发暴露出问题。监管还禁止保险公司通过提高保费来反映再保险成本上涨，进一步限制了其根据实际风险设定保单价格的能力。
主要保险公司开始退出加州市场，或停止在山火高发地区承保新保单。Chubb于2021年停止为高价值住宅承保新保单，Allstate于2022年加入了这个队列，而加州最大的房屋保险公司State Farm则在2023年停止承保新保单。2024年，就在2025年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State Farm宣布在全州范围内终止续保逾7万份保单，包括太平洋帕利塞德斯和阿尔塔迪纳等高风险地区的数千份保单。其他保险公司，包括Tokio Marine America及其子公司，也在2024年退出了该市场。
能够保留保单的业主常常面临保费大幅上涨的问题。例如，一些业主的年保费从4,500美元飙升至1.8万美元。因此，许多房产所有者要么失去保险保障，要么无力为其房产投保，从而导致了保险覆盖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到2025年火灾发生时，受影响的房产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投了火灾险。
州政府支持的公平获取保险要求计划（Fair Access to Insurance Requirements Plan，简称为“FAIR”计划）作为“终极兜底保险”，随着私人保险公司的退出，该计划的参保人数激增。然而，FAIR计划的保障范围有限、费用更高，且需额外购买补充险种才能获得充分保护。FAIR计划面临的野火风险敞口急剧增加，引发了市场对其在另一场灾难性火灾季中偿付能力的担忧。
加州法律规定，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受灾地区，保险公司必须继续承保当地住宅保单一年，不得拒保或取消续保。这项保护措施适用于发生重大山火后，但并不能阻止保险公司在宣布此类紧急情况之前撤出或拒绝续保。
费率调整的监管审批流程变得越来越缓慢，平均审批时间从157天（2013年至2019年）增至293天（2020年至2022年）。这种滞后导致了保险公司的挫败感和市场的不稳定。
正如Perplexity所指出的，保险公司被告知不能根据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来制定火灾保险的定价。同样，保险公司也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再保险公司根据山火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而收取的更高保费。
如果一栋价值500万美元的房子在某一年有1%的概率被烧毁，而保险监管机构规定你每年只能收取25,000美元的火灾保险费，你会怎么做？（注：我不需要Perplexity就知道，保险公司在这份保单上的预期赔付是5万美元：500万美元的1%。）答案很简单：你不会承保这份保单。
这里的教训与租金管制如出一辙，但灾难性火灾使得这一教训更加触目惊心。正如租金管制一样，你可以限制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但你无法强制他们在该价格下承保。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强制干预，最终剥夺了无数人获得保险的机会，酿成了千万家庭的悲剧。
还有别的例子么？
当然有：关税不就是这样？
前面用了两页半的篇幅做铺垫，现在终于要切入正题——关税政策。自4月2日“解放日”以来，经过两个月的思考沉淀，我将尝试进行全面探讨（并尽量保持客观、去政治化）。
首先，何为关税？《韦氏词典》定义为：“政府对进口商品（某些国家也包括出口商品）征收的税率表”。本质就是税收。出口公司、出口国或进口公司可能会选择支付部分或全部关税，但前提是他们愿意花钱来维持其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否则，这笔税负最终会以涨价的方式由终端消费者承担。
美国为何提高关税？特朗普总统主张提高关税，无疑是源于他长期坚持的观点：我们在商品贸易上的逆差（即进口大于出口的部分，2024年达到1.2万亿美元）证明外国正在“占我们的便宜”。正如他所说，“我们每天在贸易上损失50亿美元。”我暂且不讨论我坚持认为国际贸易并不是“占便宜”——因为出口国获得资金，进口国获得所需商品，这本质上就是公平交易。我也暂不提及美国2024年在服务贸易上2,9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些服务（金融、通信、信息服务及知识产权等）正是发达国家倾向出口的领域。
征收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在4月9日的备忘录《无人知晓（再续）》（Nobody Knows (Yet Again)）中，我推测了特朗普总统实施关税的目标如下：提振美国制造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缩小或消除贸易逆差、通过产业本土化提高供应链安全性、遏制针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迫使其他国家坐上谈判桌、为美国财政部创收
正如我当时所写，这八个目标本身都值得追求，也理应是关税政策所能带来的效果。本质上，提高进口商品成本（这正是关税的作用）确实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助力。但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是，关税还可能带来哪些其他影响。
请允许我稍作偏离，先阐述贸易的基本原理。假设有两个国家仅一墙之隔。A国工人时薪100美元，汽车售价5万美元。B国工人时薪50美元，同款汽车售价3.5万美元。由于没有跨境贸易，一切相安无事。但一旦拆除了高墙壁垒，敏锐的商人便会将B国汽车销往A国，价格设在3.6万美元（加上运输成本1000美元），它们自然会大卖。这种工资与价格的巨大差异（经济学家称为“失衡”）在劳动力和商品可流动时必然难以持续。这就是贸易的运作机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工人将从B国迁移到A国。这将导致A国的工资下降（可用工人增多），而B国的工资上升（可用工人减少），最终B国的汽车不再便宜。关税就如同以上假设中的那堵墙。其阻碍了外国竞争，使本国制造商的产品即使性价比较低也不愁销路。
假设我们实现了前两个目标（这恰是“保护主义”可预见的结果，因为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来冲击）。如果关税使进口商品更加昂贵，或通过贸易壁垒完全禁止进口，国内制造商面临的进口竞争便会减少。这对国内制造商及其工人有利，但还会引发什么后果呢？首先，价格可能会上涨：已有报道称国内制造商正借进口商品涨价之机提价。其次，由于不必与进口产品竞争，他们所生产的商品质量可能会下降。第三，由于不必担心来自外国低薪工人的竞争，国内工人能够组建强大的工会，要求高工资，从而进一步推高国产商品的成本。最终消费者将支付比自由贸易时期更高的价格，而出口量反而可能下降，因为国内生产者的全球竞争力可能实际上被削弱了。
美国有权提高关税吗？
在我小时候，“外国车”这个词简直自相矛盾。1949年，首批大众汽车登陆美国，那时只有两辆。当年进口的约7500辆汽车中，这批车辆仅占美国汽车年销量的0.03%——即万分之三。但根据白宫2024年3月发布的数据（来源：usimportdata.com），如今美国年销1600万辆汽车中，半数来自进口，其中大众品牌有50万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外国车企的成功源于多重因素：品质、工程技术、市场营销等，但最关键的是消费者发现美国本土产的汽车价格更高，但品质却未见更佳。（我在1965年购置了首辆汽车，是一辆奥兹莫比尔弯刀（Oldsmobile Cutlass），售价3200美元，而同期大众甲壳虫的售价只有此价格的一半。）美国汽车工人的薪资水平远超德日同行，还享有终身医疗保险等特殊福利——2008年数据显示，这项福利相当于每辆车增加1900美元的成本。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竞争负担。在国际贸易兴起之前，美国本土汽车销量可观，但随着进口车涌入市场，成本高企、产品老化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三巨头”便遭遇残酷的经济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传大众汽车成功打入美国市场得益于德国政府的补贴。）
最终导致本土厂商销量下滑、生产线外迁。这种趋势能否避免？除非美国工人愿意接受与其他国家持平的薪资水平，否则产业转移至海外几乎不可避免。虽然美国车企可以通过提升质量或生产效率应对新兴的外国竞争，但长期来看终难抵消高昂的成本结构。
4月10日，就在新关税出台后不久，英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做了一期精彩的播客。他指出：
从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再到20世纪，每个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会在人均GDP达到约4万美元[按现值计]时迎来峰值，而随后制造业就业占比必然会下滑。随着人们离开工厂，转向教育要求更高、体力消耗更少的服务业，这种下行趋势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基本相同。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美国并非特例……
换言之，国家的发展轨迹沿着从生存到繁荣的曲线演进，经济结构随之从农业主导转向制造业主导，最终迈向服务业主导。美国经济的成功恰恰促使大量劳动力离开制造业。如今，制造业岗位仅占非农就业的8%，较1950年的30%大幅减少。根据弗格森的研究，这种转变与汽车行业或他国不公平贸易并无太大关系。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制造业找不到工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制造业目前存在约40万个空缺岗位却无人问津。
显然，当一国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处于领先时，就不可能继续以制造业为主导，我们也无法重返制造业经济时代。尼尔·弗格森进一步指出：
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经济层面，我们都不可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更不用说20世纪10年代了。指望通过政策手段让美国重新工业化纯属异想天开，因为在这个国家进行制造业生产的成本，几乎比全球任何地方都要高昂得多……
政府确有理由要求特定商品必须本土化生产，并对特定产业实施保护。
当涉及国家安全时，这一原则尤为明显。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我们的军队不应从国外购买国防装备，因为我们不希望依赖外国供应商，尤其是那些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理据支持，在《自由新闻》5月6日刊发的《保护主义理论教父》（The Intellectual Godfathers of Protectionism）一文中，乔·诺塞拉（Joe Nocera）这样写道：
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任其制造业过度依赖中国的安全风险。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需要中国来建造舰船、获得稀土矿、出口半导体和其他数千种必要产品……[引用拉纳·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的话：]“人们终于意识到，我们80%的供应链已经外包给了我们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此外，关税也可合理用于保护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行业。例如，瑞士可能会禁止进口孔洞奶酪，就像法国可能会禁止进口气泡白葡萄酒一样。
最后，关税可用于采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如补贴本国生产者并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其市场。关税鹰派指出，这类行为已持续多年，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在上述情况下，政府有权选择征收关税，即便这会干预自由市场运作。在所谓的“解放日”之前，我们听到的论点是支持“定向关税”，即有选择性地实施关税以实现特定目标。但这与对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征税截然不同。政府不可能要求所有产品都在国内生产而不承担任何后果。事实上，鉴于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庞大、更富裕，我们从国外购买的商品超过他国购买我们的商品，这难道不是必然结果吗？
关税的本质在于：即使外国商品更便宜或更优质（或两者兼具），仍要迫使商品本土化生产。政府可通过设置贸易壁垒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或提高其价格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做法确实保护了国内产业和工人，但代价是损害国内消费者利益（以及全球福祉）。这本质上是一种权衡取舍，自由市场需要这种权衡，而那些试图强行决定经济结果的领导者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还有其他可以被省略的法则吗？
先暂时搁置是否能放弃经济法则的话题，现在让我们简短讨论一下政客们对经济规律的刻意忽视。我将讨论两个案例。
第一个涉及财政纪律。简言之，美国政府长期入不敷出，在我看来，这堪称当今美国最严重的弊端之一。正如我在《无人知晓（再续）》中所述，这种状况得以持续，完全仰仗全球市场至今仍以极低利率向美国提供近乎无限的信用额度。数据显示，过去45年中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最近五年每年赤字均超过万亿美元。若哪位亲友如此行事，你定会称之为不负责任。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20世纪30年代表示，当经济增速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时，政府应实施赤字财政。通过财政支出向经济注入的资金超过征税抽走的资金，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而后，待经济复苏后，政府应通过财政盈余（支出少于收入）来偿还债务。但如今，美国两党政客早已习惯无视赤字的支出，“盈余偿债”的部分已被遗忘。即使在2024财年经济繁荣期，美国仍创下1.8万亿美元（占GDP的6.4%）的赤字。
如果我们继续每年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举债并增加国家债务，即使利率不变，利息支出占预算比例也将持续攀升，进而推高未来赤字与债务规模。利息支出将以GDP的百分比形式不断复利增长，债务亦然。如今，我们每年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如果未来利率上升——无论是由于通货膨胀还是美国信用恶化——那么那些原本低利率的债务到期后需要以更高利率重新融资，利息支票将会进一步激增。这种债务增速持续超越GDP增长的局面能维持多久？
没人能准确预测这个时点，但可以合理假设我们终将面临信用额度耗尽、低利率时代终结的那一天。正如沃伦·巴菲特在2025年5月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所说：
我们目前的财政赤字水平，在长时间维度上是不可持续的。虽然无法预判这个“长期”是两年还是二十年，毕竟美国这样的国家史无前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态势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它有一种特性，就是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便无法控制。
巴菲特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不良的支出习惯，而领导人为了迎合选民，将税收保持在低位。解决方案只有两个方向：削减支出和/或增加收入。没人愿意被加税，也没人希望自身受益的政府项目被削减。由于解决问题需要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本就令人不快，因此美国政府真正认真推动解决方案的人寥寥无几。特朗普总统曾试图通过埃隆·马斯克和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削减“浪费、欺诈和滥用”开支，但预计节省金额从2万亿美元下调为1万亿，最后落到了几千亿美元的级别，而这在整体财政中无足轻重。
与此同时，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拟延长2017年颁布的、原定于今年到期的税收减免措施。与减税措施按计划到期相比，延长减税措施将大幅增加赤字。此外，该法案还包括一些奇怪的减收条款，比如对加班费和小费免税、提高老年人的标准扣除额等。无党派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该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2.4万亿美元的赤字。众议院怎么会在2025年5月通过一项既不加税、也不减支的法案？一如既往的说辞是：该法案（尤其是减税）将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使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但我认为这一策略至今为止并未奏效。
我们根本没有正视赤字问题，既没有实质性的开支削减，也没有有效的税收增加。“开支不应超过收入”这一理念，已彻底被抛诸脑后。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在5月28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进步主义的九项信条，其中一项是：“为满足当前美国人对政府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向未来美国人无限透支。”我认为这精准点出了华盛顿思维的核心，除极少数真正的财政保守派外，所有政客皆如此。
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问题也是如此。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最初设立时是“现收现付”模式，与养老基金那种通过资本运作产生收益的储备金制度存在本质区别。其运作逻辑是：你现在缴纳的税用于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福利，将来你退休时则由当时在职人员缴税支付你的福利。过去，在职人员相对退休人口比例较高，税收收入大于支出，盈余累积到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中。
如今的问题是，缴纳社会保障金的在职人员数量相对于领取社会保障金的退休人员数量有所下降。此外，退休人员的寿命更长，但在职人员的缴税年限并未延长。因此，税收收入相较于福利支出逐年减少，且不足以支付现有福利。这一差额只能由信托基金出资弥补。
计算方式很简单：信托基金中有x美元，并按国债利率计息。通过预测在职与退休人数的变化、福利支出水平和预期寿命增长，可以很有把握地估算出在不采取任何纠正措施的情况下，信托基金将在哪一年耗尽——那便是2035年。到那时，要么（一）必须削减福利支出，使其与税收收入持平（据估计，税收收入仅足以支付承诺福利的79%），要么（二）必须从美国政府一般预算中支付差额，从而进一步增加赤字。本段所述并非臆测。
应对方法其实很多，其中包括：提高社会保障税率、增加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收入金额（目前上限为176,100美元）、提高退休年龄、缩减退休福利、降低生活成本调整机制、引入“按收入渐退”的机制，随着退休人员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取消福利
问题是，上述所有措施都会遭到选民的强烈反对。据称，也正因为如此，两党在这一问题上难得达成共识：“别动社保。”因此，过去十多年，这个问题始终未得到实质处理。如果你所在公司的高管面对如此可预见的风险却视而不见，你会怎么看？
作为“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我这一代人数庞大、财富集中、投票意愿强烈。因此，在政治上拥有显著的影响力。2020年总统选举中，该群体投出了38%的选票。婴儿潮一代大多已退休或临近退休，没有哪个政客敢冒犯这个庞大群体。因此，政客们无力承受社保改革带来的政治压力，只能选择逃避问题。其结果就是社保信托基金注定将在十年左右后破产。
以我个人为例：我选择在70岁（最晚申领年龄）开始领取社保，现在每月领取4,612美元。这简直荒谬，像我这样富有的婴儿潮一代根本不应该领取社保福利。就像财政赤字问题一样，社保的问题也被留给下一代去承担。这种严重的代际公平问题理应得到重视，却始终无人问津。
政客们可能认为现状可以永远维持下去，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指望在自己卸任时还没出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面对现实。在财政赤字和社保风险这两件事上，美国政府的表现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个人从20楼跳下，当他经过10楼时说道：“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当经济规律得以发挥作用时，它会提供激励，鼓励创新、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从而创造财富、提升整体福利。例如，全球化带来了“比较优势”的红利：每个国家专注于自己最擅长、最具成本优势的产品，从而使全球消费者都能享受到最高性价比的商品。在此过程中，生产国的劳动者也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
又如，当保险公司能自主决定经营策略和定价方式时，市场竞争将自然促成覆盖面广、价格合理的最优保险解决方案。
当然，优化“整体福利”与确保“人人受益”并不相同。在缺乏比较优势的国家，工人可能因自由贸易而失业或工资下降，除非通过关税和贸易壁垒加以保护。保险监管部门若不对保费加以限制，投保人最终支付的保险费用可能会更多。
如果我们追求“全民繁荣”与“公平”——即没有赢家和输家——唯一的途径就是政府强制干预。但正如上文及《我们是否该放弃经济法则？》中所述，这类努力从未成功。在苏联的尝试失败了，加州试图保护业主免受山火的经济影响也未奏效。
更好的办法是：政府允许市场自由运作，并解决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为失业工人提供收入支持与再培训的安全网；防止企业和国家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以这种方式限制影响可能会需要权衡取舍，而这些成本是社会可以合理决定承担的。
总而言之，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过度控制会适得其反。没有能让每个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然而，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经济规律将带来最优的可实现解决方案。
本文转载自：橡树资本Oaktree Capita；FOREXBNB编辑：陈筱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