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橋水達利歐在內的一些著名投資者正在警告，全球主要經濟體似乎正在步入一個“財政主導”的新紀元。在這一新格局中，政府債務的急劇增加和借貸成本的上升，對各國央行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可能會導致它們不得不保持低利率，這可能會妨礙它們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任務。

在美國，這一趨勢尤爲顯著。根據8月20日《金融時報》的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多次公開要求美聯儲降低利率，以減輕政府的債務償還壓力。這種直接的政治干預，正在增加市場對美聯儲未來能否保持獨立性的擔憂。

市場已經開始通過價格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分析人士指出，美國近期公佈的通脹數據後，國債市場的反應異常：儘管短期國債收益率因預期降息而下降，但長期國債如30年期的收益率卻出現了上升。這種分化的走勢表明，市場對政府持續的財政支出和可能受到政治干預的貨幣政策感到不安。

這種困境不僅限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Kenneth Rogoff表示，“我們已經邁入了一個財政主導的新時代”。

這一變化挑戰了長期以來央行獨立性的原則，並給投資者帶來了重大風險，他們正在密切關注貨幣政策是否會向財政需求屈服。

對貨幣政策的壓力來自於全球範圍內不斷擴大的政府債務。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測，高收入國家今年的主權借款總額將達到創紀錄的17萬億美元，預計2024年爲16萬億美元，2023年爲14萬億美元。

這使得央行在“正常化”其資產負債表的過程中面臨困境。在多年的量化寬鬆（QE）之後，各國央行正試圖通過出售債券（即量化緊縮，QT）來縮減資產負債表。然而，這可能會提高債券收益率，增加政府的償債成本，從而造成政策上的衝突。

投資者正在密切關注英國央行是否會在下個月的決策中大幅減少其債券出售計劃。

資產管理公司Amundi的全球宏觀經濟主管Mahmood Pradhan表示：“央行的困境在於，如果金融條件因政府的財政政策而收緊，央行不能被視爲在迎合這種財政政策。”他認爲，英國央行將“非常強烈地抵抗財政主導的壓力”。

在英國，長期借貸成本特別高，30年期英國政府債券的收益率爲5.6%，接近25年來的最高水平。

即使是以財政紀律著稱的德國，由於政府計劃增加借款以更新基礎設施和增加國防開支，其3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也已升至3%以上，爲201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美國，市場對政治干預的擔憂通過多個指標顯現出來。目前，2年期與30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差已接近2022年初以來的最寬水平，這反映出市場在預期短期降息的同時，也對長期通脹和債務風險感到憂慮。

Capital Economics的分析師認爲，近期市場對一份平淡無奇的通脹數據的異常反應，暗示瞭如果白宮採取措施對貨幣政策施加更多控制，將會發生什麼。此外，被認爲會推動降息的白宮內部人士米蘭被臨時任命爲美聯儲理事，Royal London Asset Management的多資產投資主管Trevor Greetham認爲，這表明“美國財政主導的風險正在增加”。

麥格理集團全球利率策略師Thierry Wizman指出，期貨市場已經消化了到明年年底前五次降息的預期，這在經濟並未衰退的背景下顯得“過高”。他認爲，這背後必然是“一些人認爲我們將迎來一個結構性鴿派的美聯儲主席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

從長遠來看，財政主導可能引發更極端的風險。知名投資人、橋水達利歐警告稱，在極端情況下，一些國家可能陷入“債務死亡螺旋”，即政府爲支付飆升的利息而被迫借入更多資金。

達利歐在一次採訪中解釋，如果債券收益率“過高，央行將需要再次介入，印鈔併購買債券以試圖壓低利率”。他補充說，這種行爲的最終結果將是“貨幣貶值”。

這種擔憂可能會削弱美元和歐元等“主要儲備貨幣”相對於黃金的價值。今年以來，黃金價格已創下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Jupiter Asset Management的固收主管Matthew Morgan指出，市場的波動性使得政府更難發行長期債券，這可能會促使它們轉向風險更高的短期債務，從而使國家的財政狀況更容易受到利率波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