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週一，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長文——《內戰？》。
達利歐圍繞國家內部的週期中的“第五階段”與“第六階段”進行分析。根據達利歐的總結，第五階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在一個國家內部的週期中具有關鍵意義，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
達利歐總結了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有毒組合”，包括：國家與民衆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
這些“毒性混合”通常伴隨着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社會矛盾激化，富人與窮人之間缺乏共情與聯繫；政治極化、中間派式微，民粹力量崛起；官僚主義橫行，有效改革難以推進；媒體失真，真相喪失，信息被操控用於鬥爭；法治弱化，人們更關注情緒與立場，規則被棄；暴力抗議頻發。
文章強調，解決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強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國家要避免災難性崩潰，就必須在第五階段發力，推動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實現更公平的財富與機會分配，保持社會凝聚力。這種領導人需要具備團結全社會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對立。
達利歐告誡，不要盲目相信“這不會發生在我們這裏”。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在週期中不斷自我修復、不斷適應變化的國家。
達利歐的最新文章，正值洛杉磯動盪升級之際：據新華社報道，加利福尼亞州政府9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定美國總統特朗普7日發佈的總統備忘錄和美國防部據此調遣加州國民警衛隊進入洛杉磯地區的命令違法，並請求法院撤銷相關命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支持逮捕加州州長紐森的建議，稱派遣國民警衛隊是很好的決定，不想發生內戰。
以下爲達利歐最新發表的萬字長文，部分內容有刪減
看到如今正在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經看過很多次的電影。我的視角來自於我作爲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超過50年的經驗，以及我對過去500年曆史的研究。
在我2021年出版的《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我描述了一個模板，可以用來與實際發展進行對照，從而幫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變的。我還解釋了那些推動世界秩序變動的大週期中，永恆且普遍的因果關係。這個模板讓我相信，貨幣體系、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會出現趨同式的崩潰。不幸的是，現實中發生的事件正與這一模板高度吻合。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幫助你從我提出的這個模板的角度來理解近期的發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國內秩序的瓦解（我將其描述爲某種形式的“內戰”，不過這不一定意味着人們會互相殘殺）。
本書第五章描述的是“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週期”。這一過程以一個包含六個階段的大週期展開，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特徵。考慮到目前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的騷亂正在被特朗普總統出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我認爲現在正是提醒大家這一模板的合適時機。如果你有興趣瞭解整個週期和這六個階段的全部內容，你應該閱讀完整的第五章。那部分內容太長，不適合在這裏展開。但因爲我相信我們目前正處於第五階段，也就是“內戰前階段”，所以我將分享我對這一階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階段，也就是“內戰階段”的內容。
我相信這些內容是對未來可能發生情況的良好指引。像往常一樣，我歡迎你提出任何問題或評論。
第五階段：當財政狀況惡劣且衝突激烈時
大週期中最核心的影響因素是債務、貨幣與經濟活動。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詳細論述此循環，故此處不再贅述。不過，要理解第5階段，需明白其銜接在第3階段（和平繁榮、債務與信貸環境良好）與第4階段（奢靡墮落、條件開始惡化）之後。本过程最终走向最痛苦階段——第6階段，即資金耗盡，通常伴隨革命或內戰爆發。而第5階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不同領導人及各羣體如何處理衝突，將決定國家是否能和平變革或走向暴力。
現今許多國家已經顯現這種趨勢。那些財政健康（收入高於支出，資產大於負債）的國家狀況相對良好；反之則處境危險。他們會想從經濟更穩健者那裏“拿錢”。而問題關鍵在於：財政好的比起財政不好的是少數，多數處於惡劣狀態。
這種現狀的不均，正是當前各國、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個人在諸多方面（例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以及整體福祉）產生差異的主要推動力。同時，各國在面對這些壓力時的文化反應也存在顯著差異，有些國家傾向於以更和諧的方式應對，而另一些國家則更傾向於對抗。
由於第5階段在一個國家內部的週期中具有關鍵意義，而且許多國家（最重要的是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我將花些時間詳細闡述這一階段中的因果關係機制，以及在觀察其演變時應關注的關鍵指標。隨後我將更具體地討論美國當前所處的狀態。
經典的“有毒組合”
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有毒組合”包括：
國家與民衆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
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
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
這種多重因素的匯聚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甚至是內戰。經濟衝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如疫情、乾旱和洪水）以及戰爭。這種衝擊就像一次金融壓力測試。壓力測試發生時的財務狀況（用收入與支出、資產與負債的關係衡量）就像是緩衝器。收入、財富和價值之間的差距越大，系統的脆弱性就越高。
當金融問題發生時，通常首先衝擊的是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爲政府絕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政府的財務狀況纔是關鍵。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但在崩潰發生之前，會出現大量圍繞金錢和政治權力的爭鬥。
通過研究50多次內戰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這是因爲當政府失去財政能力時，它就無法資助那些必須被救助以維持系統運轉的私營實體（如2008年底美國等政府所做的那樣），也無法購買所需物資，更無法僱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權力”。
處於“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領先指標、也是進入“第六階段”的觸發因素之一，是政府鉅額的赤字，是政府赤字龐大，債務超出除本國央行外其他買家的購買意願。當不能印鈔的政府不得不加稅並削減開支，或者可以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並買入政府債務時，這個領先指標就被激活了。
具體而言，當政府資金枯竭（即赤字龐大、債務高企、融資渠道枯竭）時，可選擇的餘地極爲有限：要麼大幅加稅和削減開支，要麼大量印錢，從而導致貨幣貶值。有印鈔能力的政府通常都會選擇印錢，因爲這是相對“無痛”的路徑，但這會讓投資者逃離貶值的貨幣與債務。不能印鈔的政府則必須加稅與減支，這會導致富人逃離，因爲他們難以忍受更高的稅負和服務的喪失。如果這些不能印鈔的地方本身又存在嚴重的財富不平等，最終往往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
撰寫本文時，這種晚週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其主要區別在於：州政府無法印鈔還債，而聯邦政府可以。聯邦和許多州、市政府都面臨赤字龐大、債務沉重和財富差距懸殊的問題，而美聯儲擁有印鈔能力。美聯儲印錢併購買聯邦政府債務，可以資助支出遠大於收入的聯邦政府。這雖然在幫助聯邦政府及其扶助對象，但也讓持有美元和美元債務的人在實際購買力上遭受了巨大損失。
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城市、州和國家）最可能爆發衝突。有趣的是，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債務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例如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新澤西州。
面對這些情況，要麼必須削減支出，要麼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是：由誰來承擔解決這些問題的費用，是“富人”還是“窮人”？顯然，不可能是窮人。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必須對有支付能力的人徵收更多稅款，而這也加劇了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彌補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引發“空心化”過程。目前，這正在推動美國一些州之間的人口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这一過程会加速。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稅收週期的發展。
歷史表明，在財富差距大、經濟狀況糟糕的背景下加稅和削減支出，是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最強領先指標。
需要明確的是，這些變動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儘管它們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個人生活中看到了這些循環正在發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這是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擁有全美最嚴重的財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債務和養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與窮人各自專注於自己的生活，幾乎不會互相關心，因爲彼此接觸很少。我通過接觸我們社區中的富人，和我妻子爲幫助弱勢羣體中失學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窺見兩個羣體的生活。我看到了窮人社區中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窮人眼中顯得富有和奢靡）其實並不覺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們都在爲自己的困難而掙扎——富人困於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窮人則爲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優質教育而努力。
我看到這兩個羣體更容易對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傾向於相互厭惡，而不是將彼此視爲同一個社區中應互助的成員。我看到由於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認爲自己並不富有，也不認爲窮人值得他們的資助，導致互相幫助變得非常困難。我對未來感到擔憂，因爲現有狀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我親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健康與財政衝擊揭示了窮人社區的惡劣狀況，並正在加劇可能引發“有毒組合”動態的財政差距。
平均數並不如受苦人數的數量及其所擁有的權力重要。
那些支持對整體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貿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術進步，卻沒有考慮如果整體的利益分配無法讓大多數人受益會發生什麼，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整體本身也會因此處於危險之中。
若要實現和平與繁榮，社會必須具備能讓大多數人受益的生產力。你認爲我們今天有做到這一點嗎？
歷史表明，當政府破產時，爲了提高能惠及多數人的生產力，有一條路徑是有效的：重組和/或貶值足夠多的既有債務及非債務義務。這在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是常見做法。雖然這種重組或貶值在當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減少債務負擔，繼而爲重建創造條件。
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新創造的債務和貨幣必須被用於提升生產力、帶來良好投資回報，而不是無條件地分發出去卻無法帶來生產或收入增長。若後者發生，這些貨幣將貶值至幾乎失去購買力，政府或任何人都無法從中獲益。
歷史顯示，把借來的錢用於能帶來廣泛生產力提升、投資回報率高於借款成本的項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並償還債務，因此這類政策是有效的。
如果用於融資債務的資金不足，中央銀行印鈔並作爲最後貸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這些資金被用於有足夠回報、能夠償還債務的投資上。歷史與邏輯都表明，對各個層次的教育（包括職業培訓）、基礎設施和能夠帶來成果的科研進行良好投資非常有效。例如，大規模的教育和基礎設施計劃幾乎總是取得成功，儘管這些投資見效通常需要較長時間。實際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便是通過舉債融資，幾乎是所有帝國崛起的關鍵要素，而這類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也總是帝國衰落的先兆。如果執行得當，這些干預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應。
“毒性混合”通常伴隨着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頹廢
在週期的早期，時間和金錢通常更多用於生產性事務；但在週期的後期，時間和金錢則更多地花在享樂上（例如豪華住宅、藝術品、珠寶和服飾等精緻消費品）。這種現象始於第四階段，當時這種支出被視爲一種時尚；但到了第五階段，它開始顯得令人反感。通常，這種奢靡消費是通過舉債來實現的，從而加劇了金融狀況的惡化。與這種轉變同時出現的心理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覺得自己賺來的錢理應可以自由支配，用來享受生活無可厚非；而窮人在忍受苦難的同時看到這種消費行爲，則認爲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會怨恨，奢靡消費（與儲蓄和投資相對）還會削弱生產力。
一個社會把錢花在哪裏非常重要。如果是用於能夠帶來生產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資項目，就會帶來更好的未來；如果是用於不能提高生產力和收入的消費項目，未來則會惡化。
官僚主義
在內部秩序週期的早期，官僚主義較低；而在週期後期，官僚主義高度膨脹，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決策變得更加困難。
這是因爲隨着社會發展，事情趨於複雜化，最終甚至連一些顯而易見的好事都無法推進——這往往需要通過革命性變革才能解決。在一個以法律和契約爲基礎的體系中，這種問題會尤爲突出，因爲法律本身可能成爲推進顯然有益之事的障礙。以下是一個我親身接觸的例子，因爲我和我的妻子對此非常關心。
由於美國憲法未將教育列爲聯邦政府職責，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負責，學校經費主要來自城市和鄉鎮的地方稅收。雖然不同州之間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遠比貧困州中貧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爲孩子應該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現實卻顯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這種制度結構在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幾乎不可能在不進行革命性改革的情況下改變。還有很多例子說明官僚主義妨礙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動，但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篇幅一一列舉。這在今天的美國，已成爲一個嚴重問題。
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
在混亂和不滿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強烈個性、反精英並自稱爲“普通人而戰”的領導者，他們被稱爲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訴諸於那些認爲自身關切未被精英階層重視的普通民衆。它通常出現在財富與機會差距擴大、國內外不同價值觀被視爲文化威脅，以及“體制精英”掌握權力卻未能有效爲大衆謀福利的情境下。
當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憤怒時，民粹主義者便乘勢上臺。這些民粹主義者可以來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場往往遠比中間派更爲極端，且傾向於訴諸普通人的情緒。他們通常具有對抗性而非合作性，傾向於排他而非包容。這會導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因無法調和的分歧而爆發激烈衝突。
他們主導的“革命”所呈現的極端程度不盡相同。近年，美國在2016年選舉中特朗普的當選反映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歡迎則體現了左翼民粹主義的影響力。多個國家的政治運動中，民粹主義勢頭正在增強。
將民粹主義與政治極化作爲關鍵指標來觀察。 民粹主義與極化現象越嚴重，一個國家越可能處於第五階段，越接近內戰與革命。在第五階段，中間派成爲少數；到第六階段，中間派幾乎不復存在。
階級鬥爭
在第五階段，階級鬥爭會加劇。這是因爲，在困境和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以刻板印象將他人歸類爲某一階級成員，並將這些階級視爲敵人或盟友。在第五階段，這種現象開始明顯加劇；到了第六階段，則可能演變爲極端危險的局面。
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徵，並在第六階段進一步惡化的，是對其他階級的“妖魔化”，這通常導致某一或數個階級成爲替罪羊，被普遍認定爲問題的根源。結果便是排斥、監禁，甚至消滅這些階級成員的衝動，這種情況會在第六階段出現。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羣體經常在社會經濟壓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與“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險的現象，需要我們密切關注。
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
隨着人們變得更加分裂、情緒化和政治化，由媒體歪曲和宣傳導致的信息失真使人們愈發難以辨別真相。
在第五階段，交戰各方往往與媒體合作，操縱公衆情緒以獲取支持、打擊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與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體人與右翼政治力量聯手，在“骯髒的戰鬥”中互相攻訐。媒體變得像義警一樣肆無忌憚：人們經常在沒有法院審判的情況下被媒體“定罪”，生活被徹底摧毀。
在一戰和二戰期間，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也設立了“新聞部”來發佈政府宣傳。順從政府宣傳需求的主流媒體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則被抨擊和邊緣化。革命者也同樣在各種出版物中歪曲事實。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者經營的報紙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這些革命者掌權後又在“恐怖統治”期間封殺持不同政見的報紙。
在財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故事在媒體中尤爲受歡迎且具有商業價值——尤其是右翼媒體攻擊左派精英、左翼媒體抨擊右翼精英的內容。歷史顯示，這種活動的大規模增加是第五階段的典型問題，而當媒體的輿論能力疊加其他懲罰手段時，媒體就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武器。
這一現象在當前已經廣泛被認知。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項2019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點”或“很信任”媒體。這一數字在1976年曾高達72%。这不仅是边缘媒體的问题，也是主流媒體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連曾被視爲新聞誠信典範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經歷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
除了政治動機外，在當前媒體行業財務狀況緊張的背景下，聳人聽聞的故事也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我接觸的大多數媒體人士都與我有相同的擔憂，儘管他們通常不會公開表達這些看法。
這種動態正在阻礙言論自由，因爲人們擔心自己會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中被故意扭曲和攻擊，從而不敢開口。
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如今也因懼怕媒體而不願公開發聲或參選公職。由於幾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會遭到抨擊，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爲，在公衆面前高調、爲真理和正義發聲的人很危險，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長操控媒體的極端分子的人。這類問題雖然鮮少在公衆場合被談及，卻在私下頻繁被討論。
例如，我不久前與一位曾在政府擔任高級職務的退役將軍共進午餐，我們談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問他最熱衷的是什麼，他說：“當然是幫助我的國家。”當我問他是否願意競選公職時，他回答說，儘管他願意爲國家犧牲生命，但他無法忍受敵人通過媒體和社交平臺編造謊言來傷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這樣的將軍，以及我認識的許多應當被社會聆聽的人，現在都害怕公開講話，因爲他們擔心被極端分子攻擊，而這種攻擊會通過聳動的媒體被放大。
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本書中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爲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
規則被拋棄，赤裸的鬥爭開始
當人們爲之激情澎湃的“訴求”比維護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危險之中。規則和法律只有在兩個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一是它們必須極其清晰，二是大多數人必須足夠重視在規則體系內協作、願意妥協以使體系良好運作。
若這兩個條件都未能達成，法律體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對立的各方不願以理性方式彼此溝通，不願爲了集體福祉而做出讓步（即放棄自己通過鬥爭可能獲得的利益），那麼就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內戰，考驗相關各方的力量對比。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成爲遊戲規則，“不擇手段”成爲常態。在第五階段的後期，人們不再講理，而是徹底被情緒主導。
當“獲勝”成爲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
這種局面通常會以幾種方式表現出來：
在第五階段後期，控制權在手的人往往會將法律與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組織也會興起——比如打人奪財的流氓團伙，或者保護富人免受這些威脅的保鏢力量。
第五階段後期，抗議活動數量明顯上升，且愈發趨於暴力化。當廣泛的不滿在社會中爆發，且當權者放任其蔓延時，最終可能演變爲暴亂；而一旦他們試圖強力壓制，局勢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階段後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終觸發暴力衝突，這也標誌着正式進入被歷史學家稱爲“內戰期”的階段，我稱之爲“大週期”中的第六階段。
這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
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
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
從第五階段（即財務狀況極其糟糕，內外衝突激烈）過渡到第六階段（即進入內戰）的關鍵點，是社會中解決分歧的體系從“還能運作”變成“徹底失靈”。換句話說，就是系統崩潰到無法修復，人們開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領導層已失控。
可以想象，徹底破壞一個體系/秩序並建立一個新的，比在原有體系內進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難得多。雖然破壞體系會帶來更多創傷，但它未必比繼續在原有體系中運作更差。
決定是否保留並修復一個運行不良的舊體系，或是徹底廢除它並另起爐竈，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這個“舊體系”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秩序時更是如此。但這種情況終究還是會發生，而且多數時候是出於情緒推動而非理性思考。
當一個國家處於第五階段（如當前的美國），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體系還能承受多大壓力而不至於崩潰？
“一人一票”的民主過程存在缺陷，即選民通常並不會像企業選高管那樣仔細評估候選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氣左右。歷史也表明，在劇烈衝突時期，民主容易崩潰。
民主制度要求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並妥協，這意味着觀點對立的人必須在體系內有效合作。這雖保障了各大羣體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員觀點分歧甚大的大委員會一樣，其決策效率極低。
民主制度的最大風險是其決策過程可能變得支離破碎、充滿敵意，導致治理失效、結果惡劣，最終引發由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領導的大衆。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歷史顯示，在嚴重衝突時期，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常出現中央與地方（州）之間關於權力劃分的衝突。這種現象在當今美國尚不明顯，但一旦出現，將標誌着社會進一步向第六階段演進。
民主崩潰的案例實在太多，難以一一探討。我雖然研究過其中一些案例並觀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這裏也不會展開詳述。不過我可以說，當第五階段的各種因素被推向極端時——尤其是糟糕的財政狀況、社會奢靡、內亂和外患等，就會形成一個功能紊亂的局面，進而引發由強人領導的權力爭奪。
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羅馬共和國解體、1920年代的德國魏瑪共和國，以及20世紀20-30年代轉向右翼獨裁（法西斯主義）以恢復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
不同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領導人以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通向內戰/革命，另一條則可能通向和平與（理想狀態下的）繁榮共處。顯然，和平繁榮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難實現的路徑。
這條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必須竭力團結國家，包括主動接觸對立方，將他們納入決策過程，並以一種多數人認爲公平且運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會秩序（即高度生產性、惠及多數人的新秩序）。歷史上這種領導者極爲罕見，我們唯有祈禱其出現。
第二種則是“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具備帶領國家穿越內戰/革命烈焰的能力。
第六階段：當內戰爆發時
內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在長期沒有內戰後所做的那樣，盲目假設“這在我們這兒不會發生”，不如保持警惕，關注那些能表明其臨近的標誌。
上一節我們探討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內發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節則聚焦於幾乎總是暴力性的內戰和革命——它們推翻舊有秩序，並建立新的體制。我本可以研究無數實例來理解其運作方式，但最終我選取了我認爲最具代表性的29個案例。
我將這些案例分爲兩類：一類是導致體制或政權發生重大變革的，另一類是雖然爆發了激烈內戰但未能推翻體制的。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極其血腥的戰爭，但它未能徹底推翻當時的國家制度，因此歸類爲第二組。儘管這種分類不夠精確，但我們不應因追求精準而阻礙我們識別原本無法看見的模式。大多數衝突基本符合本節所描述的典型路徑，儘管也有例外。
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從而徹底改變內部秩序。
這類變革通常伴隨着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全面重組，包括債務結構、金融所有權以及政治決策體系的全面重建。這些改變是對原有制度無法內部解決的根本性問題的自然回應。幾乎所有制度最終都會面臨這種挑戰。
這是因爲，幾乎所有制度都會讓某些階級受益而讓另一些階級受損，而當這種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變得無法忍受時，就會爆發鬥爭，以決定未來的方向。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極端擴大，併疊加經濟困境，導致體制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運作時，民衆就會奮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
經濟上最受打擊的人羣會試圖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富裕階層手中爭奪更多財富與權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也自然會違反掌權者制定的法律。這類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暴力的內戰實現，儘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過和平方式實現，且不必徹底推翻體制。
內戰時期通常極爲殘酷。 戰爭初期可能還表現爲相對有組織的權力鬥爭，但隨着衝突與情緒升級，各方爲勝利不擇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級，遠超第五階段人們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間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遭殺害。
這些內戰是如何發生的？前文中我已經描述了第五階段的一系列動態，正是它們推動社會越過界限，進入第六階段。在這一階段，所有這些動態都會極度強化。接下來我將繼續說明。
內戰與革命如何發生
如前所述，積累財富並伴隨財富差距擴大的週期，最終會導致極少數人掌控極大比例的財富，而多數貧困羣體則通過內戰與革命推翻富人統治。這種情況的發生次數遠超人們的想象。
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與革命將權力從右派轉移到左派，但也有許多情況是將財富與權力從左派轉移到右派。這類情況較少且表現方式不同，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無序與無能狀態、大多數民衆渴望強有力領導、紀律和效率時。這些新體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之所以成敗，原因相同：成功的關鍵是是否能實現廣泛的經濟繁榮；若不能，則失敗。因爲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所以長期趨勢是總體財富和財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衆的經濟與健康狀況改善）。在親歷“大週期”的某一階段時，人們常會忽視這種宏觀圖景。
領導這些內戰或革命的人，過去如此，現在亦然，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出身者。這些領導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擅長組織並領導強大高效的革命組織，推動變革。
雖然巨大的財富差距和經濟困難通常是衝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種不滿疊加的結果。革命過程中，不同訴求的羣體通常聯合起來推動變革，但在勝利後，他們之間往往會因權力和政策分歧發生內鬥。
如前所述，在內戰/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嚴重的財政、信貸和購買力短缺。這種短缺促使政府尋求從富人手中掠奪資源，而富人則將資產轉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國家、外幣、黃金等難以徵稅或不產生生產力的資產），這又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阻止這些外逃。
更糟的是，內部混亂會引來外部敵對勢力的挑戰。因爲內戰削弱了國家的統一與能力，吸引外國趁虛而入。這也是爲什麼內戰與外戰往往同時爆發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緒高漲、民粹主義者傾向於戰鬥、領導者發現對外衝突能團結國內民衆，因而故意製造衝突，以及在極端匱乏中，爲獲取所需資源而更願意對外發動戰爭。
幾乎所有內戰都伴隨着外部勢力干預，試圖左右戰爭結果以謀取自身利益。
內戰與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往往並不明顯，只有置身其中時，人們才意識到。雖然歷史學家會爲其劃定起止時間，但這些日期往往是人爲設定的。
內戰極其殘暴，因爲這是一場生死之爭。 每個人都被迫選邊站隊，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
在這種局勢下，最適合成爲領導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將領型人物”——他們既能聚攏支持，也能贏得各類戰鬥。由於鬥爭極爲慘烈，他們也必須夠強硬，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贏得勝利。
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只持續幾年，並以掌控首都政府機構的一方爲勝者。但如同開端模煳一樣，戰爭的結束也往往不如歷史記載那般清晰——戰後爭權仍可能持續多年。
儘管內戰與革命代價慘重，但若改革得當，往往能爲未來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礎。內戰或革命之後的未來走向，取決於戰後的應對與重建方式。
結論
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演化”，世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演化過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週期循環——潮起潮落，難以抵擋或逆轉。要想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瞭解自己正處於週期的哪個階段，並掌握應對這一階段的永恆和普遍原則。隨着環境條件的變化，應對方式也必須隨之調整——換句話說，什麼方式最優取決於所處的環境，而環境始終處於我們剛剛探討過的那些動態變化之中。
如果一個社會無法順應變化，它終將走向衰亡。這就是爲什麼持續不斷地改革、以適應變化纔是最優之道。
判斷一個體系優劣的標準非常簡單：它是否能有效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這一點可以通過客觀指標加以衡量，我們也確實正在並將繼續這樣做。
話雖如此，從歷史中傳遞出最響亮、最明確的教訓是：通過高效協作建立共贏關係、共同擴大併合理分配“蛋糕”，讓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比爲財富與權力而內戰、導致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報、也少得多的痛苦。
本文轉載自“華爾街見聞”，作者：何浩；FOREXBNB編輯：黃曉冬。
